夾縫間的殖民機器 - 論香港的語文教育

此乃 CRS 3001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文化", 導師為黃慧貞教授

後殖民國家在語言教育上的抗爭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點。在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的例子，語言抗爭的討論多是集中於以本土語言去抵抗殖民語言，又或是如何在全球化和維繫本土文化兩者之間取捨平衡。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有關語文教育政策的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過。爭取成立中文中學的呼聲早在二十年代初便已經喊出，隨後香港大學成立中文系、大量中文中學的興起、中文大學的成立及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都被認為是反殖反英的勝利。九七後，香港回歸祖國，當一般人認為語文將不再成為重要的議題之際，母語教學及最近中文大學國際化的事件，都證明語文教育並不是一個單單換了國旗和國歌就能解決的問題。

語言是文化和意義的載體，也是一個族群來認知世界的工具。它從來都不是透明的中介，每一個文字符號都充滿語用者的意識形態和價值。佔有語言，就意味著得到意義的主導權和文字的闡釋權。殖民者的文化，就是透過語言，堂而皇之的進入被殖者政治、經濟、文學以至生活每個細節和層次。而要佔有語言這個表意工具，教育就是殖民者和被殖者雙方互相爭奪的堡壘。成功控制教育，就能以它作為生產和傳播殖民意識的機器。故殖民地一般以母語教學作為解殖的重要手段。然而，香港的殖民及後殖歷史，牽涉到方言與國語，國家與地方，甚至東方與西方等非常複雜的問題。我想指出，香港的語文政策，由港英到特區時代，從來都不是為解殖及建構身份為目標，而是被當作生產殖民意識的機器。本文將重新檢視香港的近代史，進一步闡述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如何在兩個宗主國之間發展。


港英時代的殖民教育

「我們要教育那些不能被他們的母語教育的人。我們一定要教他們一些外語…即使在西方的語言中，這種語言也是最優秀的…」[1]

以上是一八三五年馬可尼勳爵 (Lord Macaulay) 在一個有關英國在印度推行英語教育的演講中很著名的一句話。作為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國，這個日不落帝國在全球擴張它的意識形態時，是有一套法則的。英式學校制度和教學材料，加強了殖民地新一代的子民對殖民政府的服從。在馬可尼的倡議下，英國在印度培養了一批印度血統但思想英化的知識份子。西方人認為，殖民地的本地人不能以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只有西方的語言和文化，才是最優越的。

香港和印度不同。無論在歷史、地理、血源和傳統上，香港都和中國大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兩者難以割難。再者，英國人從來沒有打算在這片土地上殖民。史丹利勳爵便曾經說過，英國是以外交、商業和軍事的角度去處理和統治香港，而不是以殖民的角度 (a view of colonization)[2]。故此，當十九世紀英國本土已經實施強制性普及教育的時候，香港政府卻只提供精英教育予少數高等華人的子女。這些精英教育，當然是由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執行；相反，中文中學則被輕視。一九零二年政府教育委員會報告書，有以下一段的結語：

把教育事務集中在開導華人精英分子會比強迫一般民眾接受新思想更為有效。就目前而言，最好及唯一的辦法是讓接受了文明思想的知識領袖來潛化那些無知的大眾。因此，英文學校應比中文學校受重視。[3]

這番說話，「公開地把商業、功利及英帝國利益等理由，套上了所謂“精英” 、“無知大眾”及“西方文明思想”等西方帝國主義的優越觀念」[4]。香港政府就是以英語及英國文化作為其政策的核心價值，以教育機器宣傳這種意識形態。在此情況下，法律條文、政府文件以至教學課程都是先以英文書寫，有需要時才根據英文原本翻譯出中文版本。甚至有說當年政府的新聞發佈，都是先以英語發給南華早報，讓其他中文報紙抄譯報導。朱耀偉便曾經撰文指出香港的中文滲滿了英文文法，到處可見中文的「英文性」和「殖民性」[5]。由此語言層面開始，一個「英上中下」的社會階級關係便建立起來了。英語成為了這個社會的資本，通曉英語的人才有機會做政務官 (Administrative Officer)，有機會進入決策階層。教學語言及制度建構了一個到今時今日仍然非常穩固的「英文就是高等」的神話。


進入夾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

隨著上述的歷史脈絡，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七、八十年代前爭取提昇中文地位的各種運動都是打著反英反殖的旗號。在嬰兒潮之前，香港仍然是一個移民城市。雖說廣東話是一種主要方言，但以普通話、潮州話、福建話和客家話等為母語的新移民也是不容忽視。他們都視大陸為家、國語為自已國家的語言。北方知識份子的南下，造成北方大陸的語言及文化主導香港的文化場域。文壇上有金庸、梁羽生、劉以鬯、葉靈鳳和陶然等等；學術上有錢賓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等以宏揚中國文化為已任的新儒學者。當時香港文化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是和中國大陸同一源頭，同一語言的。所以其時的中文運動，和世界上大部份殖民國的母語運動性質一樣，都是以反殖、建立身份和自我認同為目標。一九二零年，第一所漢文男子師範學校落成；一九二二年，教資會成立中文教育小組，六、七十年代中文中學更分為左右派，右派以德明、大同為首；左派則以香島和培橋為代表，互相鬥爭之餘，亦共同以反英霸權和關心祖國為宗旨。至一九七八年，中文運動的展開，成功爭取中文為合法語言，舉辦一系列的鼓吹母語的活動。故香港當時實為中國民族主義對抗殖民霸權的其中一個戰場。

在殖民地的過渡階段，一般國家都會以重建本土國族身份認同為首要任務，當中又以重新宣揚母語最為重要。它們大多會擴充教育制度，培養一批本地的解殖人才，例如公務員，外交家和教師等等，以便在後殖時期盡快擺脫前宗主國的陰影。例如尼日利亞在獨立後擴張本地教育，十六年後成功把白人中學教師的數量大幅減至百份之三十[6]。然而，香港的情況較為獨特。正因為英國從來沒有在香港進行徹底的全面殖民，除了少數精英外，大部份人根本不能以英語表達自己。一九九零年，政府的一份教育報告指出，即使是成績最優異的首百份之三十的中學畢業生，英語能力也從沒有達到老練 (sophistication) 的程度。一九九八年的一項調查更發現，普遍的大學生根本沒有足夠的英語技巧，要借助中文去完成習作。[7]

不能以英語表演自己，也沒有受過共產黨的語言訓練，香港大眾的年青一代，在缺乏「國語」的情況下，只能寄託予方言，自創港式粵語為本土意識的和文化的載體。內地在經過文革等改造運動後，無論社會集體經驗、論述方向和意識形態都與受過殖民地經驗洗禮而又自創港式粵語的香港愈走愈遠，埋下了回歸後兩地紛爭的伏線。


回歸「祖」國，「母」語教學的再殖民

「他可能會說英語或者普通話，但到底不是自小熟悉的言語，他最熟悉的粵語，卻不方便使用於書寫；他唸書時背誦古文，到社會工作卻得熟悉商業信扎的格式、廣告文字的諧謔與簡略，這種文字上的混雜不純也是文化身份的一個縮影。」[8]

也斯的說話，正好道出了以港式粵語為母語的人的心聲。在大陸和英國之間，一種「混雜不純」的交字和文化身份已經在七十年代本土意識高漲之時建立起來。這種文化不源自內地，不源自西方，也不是中英各佔一半而組成。它的混雜性、多元性、遊牧性和邊緣性，都是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

由此點出發，我們便能理解為何周蕾 (Rey Chow) 認為香港是處於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香港最獨特的，正是一種處於夾縫的特性，以及對不純粹的根源或對根源本身不純粹性質的一種自覺」，本土意識的形成及南來華人文化的退潮，使香港不再是中國民族主義對抗殖民主義的重要堡壘。她認為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處於民族主義和殖民者之間的第三空間 (third space)[9]，或者黃慧貞所講的“neither/nor space”[10]。新一代香港人以自己的城市為題材，用自己的語言書寫文學、拍攝電影，研究自己生活的這個城市。他們沒有二次大戰時的經驗，腦袋載著的，是也斯的詩、黃碧雲的小說、周星馳的電影…然而，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在沒有發聲權的情況下，卻被定於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一個論述和香港截然不同不同的「祖」國。

回歸後首年，特區政府便已經宣佈將會推行母語教學。這項解殖工程原本在普通後殖民國是屢見不鮮，香港的母語教學實際上亦是以港式粵語作教學語言。但偏偏政府又同時訂出一百間「合資格能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那一百間學校當然是被認為最好的中學。其後，二十間中學上訴，其中十四間得值，可以繼續使用英語為教學語言。宣佈結果當日，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上訴成功的家長師生，高興得跳起來互相擁抱；敗訴的那邊，則抱頭痛哭。這樣，那個在港英時代已經建立起來的「英上中下」社會關係其實在回歸後根本沒有任何改變。英語在英國人撤離後仍然處在最高的地位；港式粵語仍然是最多人用的語言；由於一國兩制的實施，普通話在香港仍舊不流行。殖民地的教育體制和語言等級在中國國旗的昇起後照樣保存。

如果這個體制繼續保持下去，那麼我不會指出香港的語文教育是身處於夾縫之間殖民機器。因為無論在結構和語文地位方面，香港的語文教育都沒有任何改變，只受到英國這一個殖民意識的衝擊。但這個情況隨著二零零三年的《提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轉變。除了繼續鼓吹母語教學外，它亦鼓勵學校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由於現階段沒有足夠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教師，該方案甚至建議學校從內地聘請中文教師[11]。上述一切，都證明「國語滅粵」的行動正正悄悄展開。港式粵語有別於一般中國內地的方言，因為它滲入了殖民地的語言，自創一種混雜性語言，又缺少了中國內地那些共同的國家經驗和共產主義特色的語言，它是有其獨立性的。以普通話取代港式語言教授中文，把國語、母語和一種有著獨特經驗的方言畫上等號，就正如殖民者一樣，以教育機制決定殖民地的表意符號和意義。實際上，自從回歸，一些帶中國共產黨色彩的文字已經進入了港式粵語的語言體系之中，例如「統戰」和「班子」等等。港式粵語，繼在港英時代混入了「英文性」後，在回歸後又加入了「中共性」。從以上可見，我們可以在香港的語境放入福柯 (M. Foucault) 對知識和權力的看法。教育作為一個機制，產生了知識的同時，也建構了權力。知識和權力兩者間互生互滅，哪個殖民者是權力的中心，它就可以透過教育制度產生它那一套論述的知識。

語文教育背後的迷思

以上我探討了香港在殖民地時代、過渡時期和回歸後的語文政策，指出香港教學語言的選取和語文教育制度，從來都不是以建構香港人自己的語言為宗旨。從港英時代和過渡時期的英語教學，到回歸後的母語教學以至國語滅粵，都是宗主國借教育機制消滅本土語言的策略。因此，港式粵語永遠難登大雅之堂，永遠是低等語言，以它表達自己，只會引來一班語文專家的口誅筆伐。被殖民者無法以自己的語言說話，只能借用殖民者的語言，就正如後殖民批評家斯碧娃 (Gayatri Spivak) 的名言一樣「屬僚不能說話。」 (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

雖說世上並無純正的語言，語言在溝通的過程中會不停重構形態和邊界，而我們亦無法阻止殖民者語言文化上的入侵，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完全放棄堅守自已的一套符號。時時刻刻察覺每一套語言和機制背後的權力關係和政治性，盡可能顛覆地接受。香港人要時常反思甚麼是母語和祖國，也要同時要避免不自覺地以自己為權力中心建立另一個大香港論述和製造一個他者。這似乎是暫時惟一可行的方法。

參考書目

中文

1. 王賡武篇:《香港史新篇》(三聯, 1997)
2. 朱耀偉:〈後殖民香港中文的迷思〉,《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青文, 1998)
3. 也斯:《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當代》〔38期(1989): 16-17〕
4.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 – 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 《寫在家國以外》 (牛津, 1995)
5.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提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 檢討總結報告》 (2003)

英文

1. Bray. Mark: Educ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eparing schools, students and na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William K. Cummings & Noel F. McGinn.(London, Elsevier Science 1997)
2. Chao Fen Sun: Hong Kong’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ostcolonial Age, Crisis &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ed. Ming K. Chan & Alvin Y. So (N.Y.: M.E. Sharpe 2002)
3. Macaulay, Thomas: ‘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ed.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London: Routledge 1995)
4. Wong, Wai-Ching: Negotiating Gender Identity: Postcolonialsm & Hong Kong Christian Women, 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charchy (Vancouver, UBC Press, 2003)

[1] Thomas Macaulay: ‘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ed.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London: Routledge 1995
[2] Chao Fen Sun: Hong Kong’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ostcolonial Age, Crisis &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ed. Ming K. Chan & Alvin Y. So, N.Y.: M.E. Sharpe 2002, P. 289-290
[3] 王賡武篇:《香港史新篇》(三聯, 1997), 頁443
[4] Ibid., 頁443
[5] 可參閱朱耀偉《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第六章〈後殖民香港中文的迷思〉
[6] Mark Bray, Educ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eparing schools, students and na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William K. Cummings & Noel F. McGinn., London, Elsevier Science 1997, P.103
[7] Chao Fen Sun: Hong Kong’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ostcolonial Age, Crisis &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ed. Ming K. Chan & Alvin Y. So, N.Y.: M.E. Sharpe 2002, P. 293
[8] 也斯: 《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 《當代》〔38期(1989): 16-17〕
[9] 可參閱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 – 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 《寫在家國以外》
[10] 可參閱 Wong, Wai-Ching, Negotiating Gender Identity: Postcolonialsm & Hong Kong Christian Women, 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charchy (Vancouver, UBC Press)
[11]　可參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年的《提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 檢討總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