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9月 24, 2005

論《傾城之戀》中女性的壓抑與解放

此乃 MLC1008 "文學欣賞與文化呈現" 中期論文, 導師為陸潤棠教授

前言

在傳統的社會中,男性話語及意識形態一直主導整個建制的運行,女性的主體由男性的視角所建構,女性被視為身處邊緣的他者,在建制的不同層面上被以男性為中心的在上者壓抑。 西蒙娜·德·波伏娃認為:「女人從未構成過一個封閉的、獨立的社會;她們是人類群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群體受男性支配,她們在群體中處於從屬地位」1 在社會上,男性對女性作出不同的規範,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及婦道成為限制女性心理及生理的規條。 這些意識滲入文學作品中,對加強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至十九世紀,女性主義思潮的展開促成不少以女性視角為中心的文學作品。 《傾城之戀》乃是張愛玲中十分重要的一篇作品,描述一位傳統的女性如何在舊時代的崩潰之下得到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本文試圖以女性主義的角度闡釋主角白流蘇的愛情故事如何體現當時傳統父權社會被壓制的女性及她對女性得到解放的寄望。

女性的圍城 : 傳統的上海及開放的香港

故事的一開始,便以白公館較慢了的時鐘以表達中國傳統社會落後封建的制度,「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頁9)2 。 整個白公館到處是封建守舊的思想。 流蘇的前夫死了,家人則以儒家思想迫她回夫家,「三爺道:『…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這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 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頁11) 白家在故事中是整個舊中國的宗法禮節的象徵符號,把很多守舊思想強加於流蘇之上,不放她去交際,要她跟從前夫家,遇到好媒也要讓予較年輕的妹妹。 「這裡過一千年,也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頁17) 揭示出張愛玲對這種建制和規限的不滿。

後來因為徐太太的介紹,為流蘇帶來新的希望,也為她帶來了和范柳
原的一段傾城之戀。 流蘇到了香港,一個沒有守舊家人管束的開放洋化社會,一個沒有拉慢了的胡琴的地方,所見到的只有 「…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頁25) 加上淺水灣酒店附近美麗的景色,整個故事的氣氛一轉由陰沉守舊、封建腐敗的上海至景色清新、文明開放的香港,所呈現的意象完全不同。 在香港,沒有家人的冷嘲熱諷,只有和柳原的甜言蜜語和遊山玩水。

然而,張愛玲筆下的流蘇並無因此而得到解放,文明世界的規範仍然使流蘇擔負住傳統女性的包袱。 梅家玲指出:「表面看來,傾城之戀中的『城』,無非就是香港城…但仔細尋思,小說中非但別有一現實之城 — 上海,與香港城時相映照 ; 什且,更另有無形之城 — 流蘇與柳原各自的 『心城』…城都是一種空間假設,並受制於文明的律法」3 白公館所在的上海城固然代表 「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的守舊社會及禮法,流蘇亦因而受到諸多制肘。 但香港亦無為她帶來幸福和解放 。 在這個風氣開放,沒有禮節因循的大都會,流蘇反而感受到另一種的心理壓力和焦慮,和柳原談起爾虞我詐的愛情,心中不停盤算對方。「(流蘇)對他說的那些話,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頁22-23) 又 「總是提心吊膽,怕他突然摘下隻面具,對她作冷不況的襲擊」(頁37) 生怕作了她的情婦,得不到婚姻。

所以,張愛玲在故事中所展現的,是女性在分別象徵新時代的香港和舊時代的上海中,仍然逃避不了因文明所帶來的對女性的壓迫。流蘇離開了舊上海城,卻跌入香港的浮華開放的,充滿心理戰的都城。 日後她往來於兩城之間,始終逃走不了。


男女權力關係的展現

白流蘇在故事中所表露的行為和受壓迫的遭遇,表現出她在傅柯所提出的權力關係結構中處於低位,突顯女性所受的壓迫。 白公館所遇到的遭遇固然是男女權力不平衡所帶來的結果,但在與舊上海風氣文化相異的香港,流蘇始終是一個最關心的是結婚所帶來的金錢和社會地位的安定的傳統女人,「在柳原的面前,流蘇的低位處境說明男女兩性權力關係中的權力結構」4。 初次見柳原後,流蘇對他念念不忘,張愛玲說:「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住異性的愛,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頁22) 女性間的尊重是由得到男性的認同所建構的,而不是因為女性得到某些榮譽或她們的與眾不同所建構的。

在香港,流蘇和柳原間互相盤算的愛情攻防戰中,流蘇處於絕對被動的劣勢。 柳原對她忽冷忽熱,一時和她遊山玩水,又打電話真情告白;一時卻冷淡對待,用激將法,和薩黑荑妮一起。 這些攻勢,使流蘇無招架之力 「勢成騎虎,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除了做他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頁42-43)。 直到再回上海,在家人的歧視下,她所面對的指責是「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女人給當給男人上,那更是淫婦,如果一個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反而上了人家的當,那是雙料的淫惡…」(頁44) 這是一句很諷刺的說話,卻道出事實。 女人給男人當上,是女人下流;即使女人上了男人的當,也是女人下流,無論如何也是女人淫穢,下流的不會是男人,正正是張愛玲對當時情況的不滿。在這戰爭中,她輸了,即使柳原憭憭數字的電報也可使她自動來港,做他的情婦。

在經濟方面,流蘇也是處於權力結構的低位。 在上海,三爺用盡了流蘇的錢,反叫她到前夫家過活,自己如果無家可歸,也不能獨存「沒念過兩年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頁15);英文又聽不懂,只能眼白白看住柳原和薩黑荑妮談笑風生。 在這情況下,白公館住不得,作為一個沒有求生技能,又在愛情戰爭中被打敗的女人,她只可以做柳原的情婦。 即使柳原離開,她在經濟上始終算有個保障「她承認他是可愛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這一點,她知道她可以放心」(頁46-47)

在各方面上,女人在社會的權力和勢力均處於劣勢,沒有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只有依附男人,不能獨立。 相反男人卻可以藉住佔據權力的中心位置得到不少特權,正如流蘇所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該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還長住呢! 」(頁51) 柳原死了,流蘇失卻依賴,上海的家歸不得,年齡又成為她尋求第三段戀情的障礙,一生真是完了;相反流蘇死了,柳原仍能依靠自己的經濟和社會上的優勢,到處尋芳。 道出男女權力結構的不平衡。


女性的解放

在遊走於兩城之間,飽受兩地的心理限制後,流蘇只能在香港作柳原的情婦。 即使和柳原發生關係後,柳原仍然執意不和她去英國。 流蘇始終處於被動,得不到她想要的婚姻,亦不能把他留下。 正當讀者以為流蘇的結局最終如此的時候,出人意表的事卻發生了,戰爭使柳原折返,留在流蘇身旁。

作者所要揭示的,是她對女性得到解放的寄望。 父權社會所建構的 「城」,一個充滿壓迫女性意識形態的「城」,只有透過戰爭,才可以被打破。 「戰爭的爆發,炸毀了文明世界中的種種人為建構,也同時粉碎了人際之間因自私,貪婪,虛偽而構出的重重防線」5 流蘇與柳原因而「僅僅是一剎那的澈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生活個十年八年」(頁55) 文明的打破,結果是心計愛情的終結、真誠的愛情的出現和女性的解放。 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亦體現了「流蘇從舊社會一步步逃亡成功的『神話』」6

另外,張愛玲透過歌頌女性,以不斷改變的時代和永恆的女性作對照,暗示女性得到解放的日子指日可待。 故事發生在舊禮制的崩潰與新時代的交接的年代。 在時代的變遷中,「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痛苦住,跟住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頁57) 雖然時代在不斷向前,但女性會否等到解放和大改革那一天的到來呢?白流蘇等到,不是因為其他原因,亦不是因為幸運,是因為女性擁有堅強和適應力高的特質,這和不斷改變的時代形成一個對照。「白流蘇整個人的形容,都指向住這種永恆的可能性」7 。 「她那一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永遠是纖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頁17) 她的身體本身是可以飽經風霜,久而不衰,而且她在上海城和香港城的壓迫中仍能屹立不倒,甚至在日軍的轟炸中仍可生存下去,這些都是作者歌頌女性的堅韌不屈的精神的手法。

故此,在這個制度和文化轉變極快的社會,女性的堅忍的特點又是永久不變,只要有一些好像戰爭爆發這樣的奇蹟事件發生,把長久以來以來壓低女性的這鼓力量釋放,女性便能隨之而獲得解放。




結語

綜合上述所言,張愛玲在小說中不同的部份和對話顯示出傳統女性所受的壓抑,而在結局則以一個奇蹟去改變流蘇的歷史,結構一個女性的愛情神話,作為她寄望將來的女性得到社會與戀愛上的解放。 雖然《傾城之戀》距今已經有超過五十年,但其中所表現和鼓吹的思想仍然對今日女性主義者有深遠的影響。 當中所揭示對女性的壓仰和所寄望的解放,更真的在今時今日後現代的社會在某程度上實踐了,誠如李歐梵之言:「…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我們終於到了世紀之末,距《傾城之戀》又過了半個世紀了…我們真的面臨到整個文明毀滅的危險…」8



註釋

1. 見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二十一章〈女人的處境與特性(一)〉, 引自
http://www.booker.com.cn/gb/
paper20/56/class002000001/hwz237350.htm


2. 以後有關原文的引錄, 均根據《傾城之戀》, 大一出版事業公司

3. 見梅家玲〈烽火佳人的出走與回歸 –《傾城之戀》中參差對照的蒼涼美學〉,《閱讀張愛玲 – 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頁260-261

4. 見林幸謙〈女性書寫, 性別政治與儒家女性構圖 – 〈傾城之戀〉和〈多少恨〉等篇的女體詩學〉,《歷史, 女性與性別政治 – 重讀張愛玲》(台北: 麥田出版, 2000), 頁69

5. 註釋3, 頁265

6. 見盧正珩《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 (台北: 麥田, 1994), 頁110-113

7. 見羅小雲〈從傾城之戀看張愛玲對人生的觀照〉, 《張愛玲短篇小說論集》, 頁154

8. 見李歐梵〈時代是倉促的, 更大的破壞將到來 – 張愛玲, 頹廢與世紀末〉, 載於《明報月刊》3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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