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流徙與放逐 - 論回歸前後香港電影的旅行文化的轉變

此乃 MLC 2005 "旅行與文化" 中期論文, 導師為黎明茵教授

前言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的聯合聲明 (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 及八九年六四的民主運動，激發了本地的移民潮，亦為港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文化衝擊及身份認同。 這些衝擊及反思，滲透至電影界之中，促成了許多關於旅行及移民的電影的出現，暗喻香港的不穩定性：如《甜蜜蜜》、《春光乍洩》、《秋月》等…

九七後，眼見中央落實港人治港，經濟及政治局面亦趨於穩定，再加上殖民地時代國籍「不中不英」的身份問題得已解決，香港電影的題材漸漸多涉及中國內地，如《北京樂與路》、《我的兄弟姊姊》…全港最賣座的《少林足球》什至以內地為故事背景。

本文嘗試分析及比較《甜蜜蜜》及《榴槤飄飄》兩套有關華人旅行的電影作品，闡釋兩套香港電影近年的代表作如何揭示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及他們 「家」的概念的轉變。


簡介

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在是一個溫情的都市小品，在香港金像獎勇奪九個獎，講述兩個大陸新移民黎小軍和李翹在香港展開的愛情故事。 二人在一九八六年從大陸來港後相識，希望在港達成自己的理想，然二人卻有不同的追求：黎所追求的是努力工作，等待家鄉的愛人來港結婚；李卻希望以香港作為跳出大陸的踏腳石，追求富裕的生活。 二人的愛情因此分歧完結，黎和未婚妻結婚；李則與黑社會頭子豹哥一起。 然二人始終忘不了對方，和各自的情人分開後，最後在一九九六於美國重遇。

《榴槤飄飄》由陳果執導，除了在香港和台灣得到多個獎項，更是康城影展作品，講述內地女子秦燕的故事。 前半部份集中講述秦在香港作妓女的生涯及她與過期居留的深圳女孩芬的友誼；後半部則集中秦回鄉後的生活。


中國人的流徙與放逐

雖然兩套作品都把香港視為人們身份飄零的旅行都市，但是在它們當中的「家」這個概念有明顯的差異。 九六年的《甜蜜蜜》「家」的概念相對二千年的《榴槤飄飄》比較模糊，什至有割裂及遊離的狀態。

1. 甜蜜蜜---流徙之旅

《甜蜜蜜》所帶出的正正是James Clifford所提出的 「流徙」 (Diaspoa) 概念。 「流徙」一字源自聖經記載猶太人被逐出他們的土地後分散於各地的情況。 後Khachig Tololian把這個字的字義擴大，指出「流徙」一字的字義，從最初形容猶太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被離散，擴充至包含移民、難民、海外勞工、放逐社群、海外社群和民族社群等詞的意義。 其後James Clifford再把這個見解加以發展，透過比較流徙與「移民」(Immigrants) 及「旅遊」(Travel)為「流徙」一字制定一個更清晰明確的框架1。

他指出，移民者或許會有思鄉病，但他們卻會和該國家的意識形態結合，融合至新的國族群體。 即是他們會有一個新的「家」的建構及精神寄託。 相反， 流徙者卻是跨國的，經常處於遊離的狀態，沒有固定的立足點。

「旅遊」和「流徙」亦不一樣，Clifford認為「旅遊」是臨時的，而「旅遊」又包括住屋 (Dwelling)、社群的維持 (Maintaining communities)和有一個集體的家 (Collective home)。
黎小軍與李翹、杜可風與他的女朋友芥蘭、黎小軍的姨子與William Holden和李翹與豹哥的戀情全部是短暫而的，沒有一段在香港開花結果。 而戲中的角色的地域流動性很大，短短十年，李翹從廣州來到香港，後跟隨豹哥逃亡，豹哥的一句說話「兩年走了六個埠」點出了他一生的顛沛流離；黎小軍則從無鍚下港，輾轉和師傅張同祖到美國開餐館；杜可風，由澳洲而來的英文教師，和短期留港的泰國妓女芥蘭相戀，然後在得知她身懷絕症後，和她回國共渡餘生。 角色們在香港都只是一個過客，他們對這個城市根本沒有上心。在戲的結局，李翹買了回香港的機票，卻又在紐約重遇黎小軍，究竟他們的下一站是那裡呢? 劇本沒有交代，但卻揭示出他們沒有融入居住地的意識形態，他們沒有一個集體的家，亦不知道生命的下一個站是那裡。戲中所展現的，是流徙華人飄泊的、離散的、失落的心靈。

另外，流徙者的特徵是身份及自我認同的危機。 Stuart Hall曾指出，流徙者的身份是不斷的透過轉變 (Transformation) 與差異 (Difference) 去自我生產及再生產。 他們的身份比其他人不穩定，隨住「流徙」的旅程不斷改變；而Paul Gilroy亦提到，「流徙」提供一個去反思一個本質 (essential)及絕對的身份的基礎2。

在戲中，鄧麗君的歌聲是一個中國人的象徵符號，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聲，但李翹和黎小軍在年宵市場所賣鄧麗君的唱片卻濟銷，因為正如李翹所言 「沒有人會承認喜歡鄧麗君的，因為這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大陸人」所以這個中國人精神聯繫的身份象徵符號，在香港這個中國人的城市被壓抑下來。 李翹又曾對黎小軍說謊，說自己是香港人，不願在人前對黎小軍講普通話 (一個民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身份象徵符號)，就這樣，每一個人都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只是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不停遊走的流徙者，暗示香港人九七前的身份認同危機，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

《甜蜜蜜》中「流徙」的旅程及飄遊不定的「身份」和「家」, 其實是表現了回歸之前香港人身份認同危機及對回歸不敢抱有寄望的心態。 回歸前的電影作品，正如洛楓所言：「共同建構在九七回歸這個無法逃避和選擇的政治處境中，遊徙的身份帶來關於歷史、記憶、情愛、倫理、家庭和國族等種種爭議的圖像」 3。

2. 榴槤飄飄---自我的放逐

如果《甜蜜蜜》所講的是九七前華人的「流徙」文化，《榴槤飄飄》中的秦燕可以算是一個自我的「放逐」 (Exile)。 雖然「流徙」與「放逐」都同樣與遊離，飄泊不定等的字眼有關，但Paul Gilroy認為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因為放逐者會和旅居地 (place of sojourn)或出身處 (place of origin)有融合調和 (reconciliation) 換句話說，他們對「家」和「身份」有一個較清晰明確的概念4。

在戲中，香港是秦燕的旅居地，秦燕為了賺錢，亦為了在和丈夫分居後作出抗議而來港當妓女。 在香港，她要埋沒自己的身份，終日只能留在旺角的後街工作，只能遊走於旺角的後街。 當每一個香港客人問秦燕的藉貫的時候，她的答案永遠不一樣，上海、四川什至新疆，努力掩飾自己的出處。 但是，她在和其他內地妓女閒談時卻會道出自己真正的家鄉，會和她們談內地的事，言語之間亦顯出她對香港與家鄉感覺的不同：如「香港人真的市儈」和「我們家鄉最出名的是這種煙」，可見她仍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而且，她心中的家的概念非常明確。 秦燕在賺到足夠的錢回鄉，與舊同學重回母校，經常與朋友談天說地，緬懷昔日之事，這些事都是導演欲突顯出她是屬於這個地方的，而不像《甜蜜蜜》般，故事中到處是人與地方之間的疏離。 秦燕更打算在市場做賣衣服的生意，長留此地，即使香港的妓女頭子不斷說服她重操故業，她亦無動於衷，對人說她永遠也不會回港。 這些都告訴我們她「家」的觀念。 戲末段的時候，導演借阿芬從香港被逐回深圳後的一句話去代表秦燕回鄉後的心境的「我比以前開心，因為呢度先至係我既家」


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比較兩套分別在回歸前後得獎無數的作品的轉變，可以發現香港人對身份及家的概念的轉變。 兩套作品都以為賺錢或得更好的生活而南來的華人作描述對象，他們都不約而同以香港作為他們「邁向更好將來」的地方。 但回歸前的李翹和黎小軍到處遊徙，無一個可以寄託的家和身份，只能終日飄泊； 回歸後的秦燕卻在香港賺錢後衣錦榮歸。

把這些都和當時香港的政經情況結合，《甜蜜蜜》所帶出的是香港人因九七問題而產生的身份認同危機和「無家」的情況，九七前港人的對內地的法政均抱有頗大的憂心。 害怕回歸後會失去英國統治而帶來的商業和言論自由，前路茫茫，而且自己是受英國人統治，卻不是英國人，血統是中國人，卻不是中國藉， 這些衝擊加起來，致使不少人移民外地尋求解決。 所以，這些意識形態滲入香港的電影作品，產生了有關不少華人旅居外地的電影。 亦顯示了洛楓所指的香港九七前電影的「攝錄遊徙」(Filming Diaspora)，即因「流徙」而造成的文化身份割裂與遊離的狀態5。

在《甜蜜蜜》三年之後，香港政局穩定，一國兩制得到落實。 加上中國隨住開放改革而日益壯大，香港電影的話題亦轉變。 攝錄遊徙不再出現，移民亦不再成為熱門題材。 很多作品更會在劇本中宣揚中港一家或中港融和的信念， 不少警匪片都有香港警察和內地公安合作打擊罪惡的片段情節，香港歷史上最賣座的電影周星馳的《少林足球》的故事背景更是發生在內地。 陳果的《榴槤飄飄》所描述和鼓吹的，正正是我們回歸祖國後欣欣向榮，對香港和內地都抱有極大的期望。 秦燕的回鄉，正正是旅居外地的華人的回流的象徵。

回歸後香港情況穩定，沒有出現類似六四等九七前人們憂慮會出現的事。 而中港的交流日多，更使港人尋回「家」的觀念和身份，他們展示的，不再是流徙的文化。 即使港人在外地居無定所，他們所表現的只是一種放逐的文化，他們視對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為他們的家，最終也會回到那裡。



註釋

1. 見 James Clifford, “Diaspora”,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7, 頁 245-252

2. 見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Migration,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 edited by Steven Vertovec and Robin Cohen (Cheltonham [England],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c 1999), 頁 226-237

3. 見洛楓〈攝錄遊徒 – 論「九七議題」下文化身份的割裂與遊離〉,《盛世邊緣 – 香港電影的性別, 特技與九七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 頁166

4. 見Paul Gilroy,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ited by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7, 頁330

5. 見註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