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傳記的歷史責任 - 評《石點頭 – 鐘逸傑回憶錄》

此乃 UGC 256R "香港史" 的讀書報告

明朝年間，無名著《石點頭》十四卷，後於光緒年間被改名《醒世第二奇書》，標明由天然痴殷所著，並由馮夢龍作序。書中一卷成一個故事，辛辣地諷刺貪官污吏和不察民情的九五之尊。[1]

今日，港英時代的布政司鐘逸傑爵士以《Feeling the Stone》作為其個人傳記的書名，記載他了解和探索中國的歷程。書名被譯者陶傑故意曲譯為《石點頭》。用了相同的書名，內容卻沒有半點苛刻的口誅筆伐，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對中英兩國和香港這塊小土地的愛護之情。

正如作者於〈前言〉所講，本書不是一冊戰後的香港史，也沒有甚麼驚人內幕帶給讀者。鐘爵士甚至說這不是一本自傳或是生活編年史[2]。它只是一本紀錄一位在港工作多年，站在香港政治最前線的洋人高官的回憶錄。像譯者之言「（這本書）重點在於經驗和重點，他把上半生的閱歷，為讀者沏成一杯大吉嶺的紅茶，品茗竟日，令人齒頰間仍閃動著南太平洋的夕曛」[3]想尋找經典歷史事件的內幕，或是想以此書作為參考，研究香港政治歷史的讀者，恐怕要失望而回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歲的我，還是個只為穿上一件鑲金扣子的齊膝漂亮軍裝大衣而得意洋洋的學生，離開了南丘靜謐的叢林、村莊，和令人心矌神怡的丘陵。火車發出尖銳的聲響，在寒冷的冬夜裡搖搖晃晃地行駛，經過昏黃陰暗的車站，為了迷惑入侵的軍隊，車站的名字被抹去了。直到第二天，才抵達戰雲密佈的、灰濛濛、冷冰冰的赫爾，人都累壞了」[4]

這是全書的序幕。缺乏震撼人心的機密資料，作為一部半文學作品，《石點頭》的文字仍然可觀。修讀古英語語法的作者在文字中仍流露出戰前牛津古雅的儒氣。陶傑的翻譯除保留原著的神韻之外，更多添一份中國的古典味。明顯和其他同類著作大不相同。

在內容上，《石點頭》無「料」可「爆」。只有作者對一些事一些人的個人觀感經歷。和李敖的自傳相近，鐘爵士用了反回憶錄的手法（Anti-Memoirs）[5]。把個人傳記和當時的歷史放在一起，詳人所略，略人所詳，既表現個人獨特的風格，亦展示出人、歷史與時代三者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英談判、政制改革、七三年初訪中國、尤德爵士之死…所交代的除了作者的個人觀感和少量對現場的真實刻劃之外，其餘的資料幾乎都是該年代的人所耳熟能詳的，在當時的報紙也可以輕易找到。故此，不少論者均認為此書參考價值不大，索然無味。[6]

然而，我認為不能單從此點出發評價此書。《石點頭》的價值不是來自它的參考功能。我們從作者的序言可得到點線索：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讀到這本書，而不僅是在香港住過或仍在此生活的人。我希望他們讀到一些章節時會心生趣，也樂於解讀香港這片小天地…今天，香港政府在中國政府的懷抱裡努力尋求身份，管治更是維艱，各種意外及不幸也帶來了緊張、焦慮和拼勁…可以這麼說，對於全世界那些想和中國一起生活，工作，並從中獲得滿足的人來說，現在香港遍地都是機會」[7]

這本書的意義不是幫助香港史學家解讀歷史之謎。作者是希望以自己的生活故事和工作體驗，勾起港人往日困難但美好的生活回憶，減少導致香港今日社會分化，人心動盪的戾氣。回歸七年，金融風暴擊破了經濟泡沫神話、八萬五政策推倒了樓市、教育改革朝令夕改、SARS橫行、政制改革停滯不前，國安條例和其後的七一大遊行更把港人的憤怒推向頂點。每天都是負面的頭條，不少傳媒更嘩眾取寵，煽情地加劇社會分化。《石點頭》由一個香港黃金時代下的殖民地高官所撰，在香港千瘡百孔之際推出。鐘爵士刻意在內容上對容易引起負面猜測的政治事件淡化，甚至略而不述，披上自己個人感覺的外衣，證明作者寫書的目的不是為史學家提供一個填補空白的文本。

作者不是為記錄而作書，而是為未來而作書。最後一章〈天氣後告〉中所載的全是鼓勵香港人的說話，重申回歸後「一國兩制」得以落實，肯定香港前景將會更好。在其他的文章中，作者也不斷重提香港昔日與中國緊密的關係，甚至透過描述中英政府談判和七十年代訪問封閉的中國的詳情，意圖重構歷史，以一新角度詮釋事件，配以個人作為中港權威的評論，為政府的政策作「補述」。在第三十四章〈塵埃落定〉，作者如此評價九七後的社會狀況：

「然四方八面都有悲觀的揣測，有的西方媒體和政治評論員，甚至擔心　『紅色』中共接管和解放軍進駐，會破壞香港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所建立的一切，但是回歸後的香港街頭，看上去與回歸前沒甚麼兩樣…」

「…早在一九九七年，亞洲經濟不穩的警告訊號已經出現…香港曾享有長期的經濟增長，樓價更攀升到不合理水平…但政府毅然出手，很有技巧地保住了港元…」

「後來斷定出了禽流感…接下來政府大規模屠殺雞、鴨、鵝、鵪鶉…（這次經經驗有利政府於二ｏｏ一年處理另一種禽流感）」

「特首董建華在一九九七年立法局首次發言，宣布他有志一年供應八萬五千個房屋單位的政策…房屋的供應和消費者的信心陷入混亂…自此，房屋政策慢慢轉變…逐漸把土地發展這一重大發展交還給私人公司，大幅減輕未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

「行政長官言出必行，他在二ＯＯ二年六月底特區成立五周年之前，宣布成立新的部長制…官員更了解自己的責任，政府也能日果斷」[8]

以上的引言，比較其他記錄香港回歸後歷史的文本，明顯有大有不同。和其他媒體評論不同，作者似乎頗為欣賞香港政府的管治。入市、流感、八萬五和部長制這些人所共知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事件，在書中竟然成為特區政府值得表揚的治績。回憶錄重個人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事件的感覺，對史事作偏頗的評價本來並無不妥。但鐘爵士在書中並不是比較衡量整件事的得失及正面負面之言，再以批判性的思考下定論，讓讀者清楚知道他思想定位的邏輯理據，而是掩蓋另一方面的歷史評論，以自己作為政府高官及中港政事權威之名，毫無考證之下妄下判斷。回憶錄或個人傳記不是私人日記。後者屬個人收藏，作者思想行為如何怪誕，如何不道德，如何隱惡揚善或隱善揚惡也不要緊；惟個人傳記乃公開的著作，所寫所思，均會影響大眾讀者。又公開出售的讀本之中，不少文學作品或政治宣傳刊物均有歪曲社會事實的情況；惟歷史作品不同其他作品，任何人也可以憑個人背後的思想體系評論歷史，但應抱有一種道德價值，評史時應負有傳達正確史實的責任。應比較正反雙方再作評論，顯示個人的思想脈絡，而非掩人耳目，妄作評論。

鐘爵士從政多年，又兼任不少公職。熟知政府內部運作之餘也深入民間。此書以「回憶」為名，作「政治宣傳」為實。明目張膽地把對政府施政作負面評價的一方聲音完全掩蓋。他在序言道「這些記錄和的的記憶一樣不完整。這並不是一本自傳，也不是我們生活的編年史，而是我記憶中最閃亮的一些事情。一定會有人說，『噢，不是這麼回事。』我在此請求他們忍諒」[9]如果只記最閃亮的事，為什麼八萬五做成大量負資產、部長制形同虛設和殺雞事件猶豫不決這些對政府造成巨大傷害的口誅筆伐會被作者「忘記」了呢？是否不夠「閃亮」？相信不少讀者心中有數。

我認為，個人傳記既然以人為本，作者憑藉自身的價值觀和思想，在描繪和引用相關的歷史事件時稍有偏頗和錯失無可厚非，也不會破壞書的可讀性。然而，如果歪曲事實過度，完全忽略傳承正確史觀及史實、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甚至欲以歷史權威的身份有目的地對史事作出歪曲事實的解釋和評論，那麼，即使文字如何優美，文章如何可讀，個人傳記只會淪為政治機關教化「愚民」和宣傳的工具。《石點頭》做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1] 李輝英, 《中國小說史》(1970), 217-218頁, 東亞書局
[2] 鐘逸傑, 《石點頭-鐘逸傑回憶錄》, 陶傑譯, 前言
[3] 《石》,譯後記
[4] 《石》,序幕, 1頁
[5] 李敖, 《李敖自傳與回憶》(1987), 文星書店, 2頁
[6] 如蔡子強在《回憶、失憶、回憶錄》對《石》一書的評論, 見《讀好書》(2004年11-12月), 34頁
[7] 《石》,序言
[8] 《石》, 〈塵埃落定〉
[9] 《石》,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