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衝突」與「理性上街」從反世貿示威看香港的「遊行身體」想像

此為CRS 2014 "身體想像與再現文化" 的論文, 導師為彭麗君教授

「暴力衝突」與「理性上街」
從反世貿示威看香港的「遊行身體」想像

隨著最後一名韓農被法庭裁定因證據不足而獲撤銷控罪，香港的反世貿的運動可算是正式完結了。觀乎自去年年終開始引發的一連串事件，無論是世貿會議或者反世貿運動，都對首次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的香港帶來極大的衝擊和反思。除了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比較優勢和貿易政策等經濟學和國際關係的討論之外，最值得深思，無疑是對「身體」的思索。從示威人士的肢體表演、警方與韓農的暴力衝突，到聲援被捕同胞的絕食抗議，「身體」都似乎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在這個近年被稱為「示威之都」的城市空間之下，反世貿遊行人士的身體展演和踐行，不單止局限於作為反抗全球貿易霸權的工具，更同時引入一種國際性的遊行思維，幫助我們重新反思近年香港的示威邏輯和本土的遊行身體想像。

韓農的「暴力」肢體劇場

去年十二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作為主辦城市，香港要預備的不單單是會議和場地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防範反世貿示威人士的保安工作。早於六月起，各大媒體得知反世貿人士即將到港的消息後，便開始紛紛報導他們過往在西雅圖和多哈等反世貿運動的「輝煌戰績」。「世貿總幹事：全球逾二千組織登記示威 八千激進韓農年底襲港?[1]、「直擊大本營韓農反世貿戰略曝光火攻會展玩自焚」[2]…等類似的新聞頭條到處可見。正如梁文道在一篇名為〈人家都要被燒死了，我們還在看戲〉的文章中所言，「…我們只關心世貿會議會不會變成一場香港電影式的街頭動作片，而它的高潮又會不會是一場自焚show。」[3]。從一開始，「香港人／外國人(韓農)＝觀看者／表演者＝和平理性／激進暴力」的一系列二元邏輯便已經稍稍地運作了，香港人是觀眾，遠道來港的示威者則以激進的身體作演出。

結果，在世貿會議舉行期間的整整一個星期之中，灣仔區變成了示威人士的國際舞台，從外國水兵的酒吧和本土的消費熱點，變成一個極具政治張力的地帶。在首數天，示威人士操控自己的身體，在街道上進行各式各樣的表演：跳海抗議、衝防線和奪走警方的盾牌等「火爆」場面、舉辦展覽和論壇，還有最為人熟悉的「三步一叩」。從維園到示威區，身體成了他們政治和道德的武器，表達他們集體的激情訴求，把軒尼斯道、馬師道和駱克道等大街變成一個深受全球關注的政治文化空間。劉細良把這些靈活多變、充滿動感的展現和「有限度的肢體衝突」，比喻為「群眾運動的劇場演出」。他指出，「『暴力示威』是製造最大混亂效果，以破壞社會秩序為主要目標」，「肢體衝突」則是「有明確訴求，希望將群眾的政治或政策訴求通過示威放在社會議程上，再通過傳媒報道，引發社會大眾參與討論」，不過「也要知道底線在哪?，包括不能用攻擊性武器嚴重傷害對方身體，不能破壞社會秩序，攻擊其他人士…」[4]。

在反世貿遊行期間，12月17日的衝突無疑是最具震撼力的，因為這條「底線」在那一天被衝破，也是從「肢體衝突」過渡到「暴力示威」的分水嶺。之前，以韓國農民為首的遊行，都以相對平和的手法進行，當中「三步一叩」更使傳媒的作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例如《東方日報》在第二天便以〈長今精神，港人動容〉作頭條[5]。筆者記得當天的電視新聞節目訪問了數位市民，他們都認為這是外國人「入鄉隨俗」的表現，也就是說，外地激進的示威者也追隨了香港「和平」、「理性」的遊行文化；但是，這種氣氛在17日那天後徹頭徹尾地倒轉了。當日，示威人士在遊行到示威區的途中發難，推倒鐵馬，穿越了之前與警方一早商議好的遊行路線，在灣仔四處游移，企圖直闖世貿會議的場地－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結果，灣仔區的商業活動幾乎完全停頓，交通陷於癱瘓。從電視畫面可見，示威人士以鐵枝作武器，又屢次以鐵馬衝擊防線，最後得警方出動裝甲車和催淚彈，才成功驅散示威人士，把他們包圍，作為當日的完結。第二天，《明報》製作了以〈世貿騷亂〉為題的特輯；[6]成報的頭條則為〈灣仔變戰場〉[7]，而其他報章也紛紛以「灣仔淪陷」和「爆發巷戰」這些字眼作標題。這天之後，示威人士的身體衝出了那「有限度／底線」的「肢體劇場」，從「做show」的「演員」成了「暴民」，把「劇場」的空間急劇扭曲成「戰場」。

本土的遊行身體

數日前還令香港人感動的和平示威者，轉眼間變成漠視香港非暴力傳統的「暴民」，是因為示威者的表現已經超出了我們的「示威身體」的界線和「劇場的底線」。那一套「香港人／外國人(韓農)＝觀看者／表演者＝和平理性／激進暴力」的二元邏輯的形成，背後其實就是香港本土跟國際示威者對身體想像的差異。對自我身體形象的認知，成了我們對「暴力／理性」的論述的最重要一部份，也構成了我們如何判定韓農的動作是「理性」的還是「暴力」的。如果示威者的身體是符合我們認為理應如此的表現和秩序，那就是「理性」，否則就是「搞事」。多數有關世貿示威的評論，就是從這種論述出發，把我們傳統的示威邏輯硬套在外來的示威者之上，因此才會有「暴民襲港」或「港人動容」之類以香港為中心的頭條。 把這次國際性遊行，跟近年香港的遊行對比，我們便更突出本土身體和遊行論述的視限了。

有一條街道上擠滿了人，等待出發的群眾無奈地枯站在警方架起的警戒線後，烈日當空，其苦可想而知，但沒有人願意越雷池半步。終於，有一個男子穿過了繩索向警員的方向邁步，警方緊張起來急忙喝止。原來那個男子只是喝完了飲料，身邊又沒有垃圾桶，所以只好越過警察防線去路口的垃圾桶把空罐丟掉。[8]

這是張虹為紀錄2003年「七一大遊行」所拍的電影《七月》中最經典的一幕。梁文道認為，這一段表達了「香港人的典型形象」，也代表了「以機械地叫口號，列隊走路為主流的香港示威文化」[9]。遊行的本質是反對權力核心，所以激烈的衝突和擾亂秩序的行為屢見不鮮，部份有強大群眾支持的抗爭，更會採以最顛覆的手法。我們經常聽到法國工會動員工人和學生罷工罷課，藉此引發全國大混亂，以迫使政府讓步，最近巴黎的大學生抗爭新的勞工法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在香港，示威者的身體卻是跟隨著大論述(grand-narrative)所要求的「守法」、「理性」。正因如此，才會出現「為掉垃圾而越過封鎖線」的事情，也經常聽到市民對遊行造成的交通不便而抱怨，商店店主埋怨因此而損失了多少。事實上，自從「七一遊行」後，「和平」、「理性」、「尊重法治」和「不要過激」這些概念便一直支配著香港的遊行文化，也作為我們上街時身體活動的原則和規範。無論是議員、學者和市民，一被問及關於對遊行的看法，總會報以「這是香港人應有的權利，但不應該影響日常生活為大前提」這一類帶有「秩序情意結」意味的答案。所以，近年的七一遊行、元旦遊行，甚至最近2005年12月4日的「一二．四」10萬人上街，都是以「集體假日散步」的方式進行，從維園行到政府總部，再繞一個圈便算完成任務，希望把傷害減到最低。

這種「集體散步」的方式，大大削弱了身體的示威功能。正如劉細良所指，「群眾運動被淡化為一種生活方式，這表示群眾運動失去了應有的效果，被主辦遊行的人閹割了」[10]。每次遊行前夕，每當各界推測上街的人數時，引用的因素很多時都是「是否公眾假期」、「會不會落雨」、「當日家庭有沒有節目」這些跟反抗和建制本身毫無關連的因素。「好像大家除了Shopping、外遊、賭馬賭波之外，加多了一項叫遊行示威。」[11]，遊行變成了一種消閒節目，　一種為了消費而作的身體運動，而非用身體作最後的抵抗姿態。
香港的遊行文化，把身體活動的可能性和創造性，限制在「步行」這個動作，使我們難以衝破既有的空間設計。傅柯(M. Foucault)對現代監獄的研究，使我們意識到，空間不是一個中立的場域。監獄、學校、醫院以至街道的設計，都是權力空間化的後果，也是知識和論述生產的結果，以規訓我們的身體[12]。但是，身體其實有其能動性，可以打破空間的規範，就正如巴赫汀(M. Bakhtin)所研究的中世紀狂歡節，人們在節慶中作各種怪誕的裝扮，顯示身體不是單以官方的標準或正統文化作為發展的依歸，而是以多元的身體展演作為武器和挑戰建制的象徵[13]。台灣社會學家黃金麟亦指出，空間和身體並不是處在一種單方向的決定狀態，身體的踐行與符號表演，可使空間產生戲劇性的轉變[14]。所以，雖然我們不能否認「七一大遊行」等數十萬人的群眾運動對改變政治局面有著重大的貢獻，但香港人對遊行示威的身體想像和規範，遵循既有空間的秩序，自我封閉在預先劃定的區域之中(也就是示威區和以藍色的封鎖線固定了的遊行路線)，削弱了身體改變既有空間的威力。「身體」沒有突出的表演作用，它們被約化成「數字」，成了判斷一個遊行是否成功的惟一標準，它的政治性和顛覆性大大減少了，即使10萬人上街爭取普選，震撼力也未及三百名韓國農民的肢體表演。

打破身體的迷思?

明白了香港的遊行身體的形態，便不難明白為什麼韓農的形象會在二十四小時內從「入鄉隨俗」的外國人，遙身一變成製造混亂的「暴民」。外來的示威者，一心以自己的身體，盡量搏取國際傳媒的注意，他們沒有香港人那種對身體的本土規訓，「他們十分清楚在灣仔這臨時國際舞台上要完成的國際使命…國際舞台上演的自然是國際標準的示威和反示威」[15]，他們根本無需「入鄉隨俗」，「三步一叩」只是見面禮。對他們來說，衝出警方劃定的範圍、衝擊會場和防暴警察是正常不過的事，以國際的示威尺度來說，根本說不上是「暴力」，極其量只能算是不守秩序、不守香港城市空間對遊行身體所作出的限制，他們眼中的「暴力」，很可能要到發生燒車、搶掠和縱火的程度；相反，在香港，遊行是一種自我圈限(self-enclosure)的群眾運動，甚至只能算是一種「集體散步」的假日消遣。為了要守法和保持「理性」，一點越軌的行為也不會出現。所以，兩種對身體的不同想像，引致了大家對「暴力」和「理性」的理解的誤差。

這次反世貿運動，使我們反思近年上街時所持的「理性」和「守法」。正如潘國靈所言，我們不禁要問，「怎麼我們的嘉年華那麼不同於人家的嘉年華，沒有論壇、展覽、交流等知性配套？怎麼我們的身體表達性是如此的低，我們不會隨鼓樂擺動身軀(有人從民族性解釋)，我們超級「錫身」，遊行成了局部大腿的活動」[16]。外國示威者利用靈活的身體所展現的潛能與動力，為我們作出了一次國際性遊行的身體示範，讓我們作為參考，方便日後創造更多可能的策略。布爾迪厄(P. Bourdieu)曾說，「身體的儀態(hexis)是政治神話的實現與體現(em-bodied)」
[17]，限制我們說話和走路的，只是被建構出來的迷思，是可以被改變過來的。


[1] 〈世貿總幹事：全球逾二千組織登記示威 八千激進韓農年底襲港〉，《星島日報》，2005年 6月 14日，A2版。
[2] 〈直擊大本營韓農反世貿戰略曝光火攻會展玩自焚〉，《東周刊》，2005年11月30日，A16版。
[3] 梁文道：〈人家快要被燒死了，我們還在看戲〉，《明報》，2005年11月30日，A10。
[4] 劉細良：〈群眾運動的邏輯－韓農肢體劇場〉，《明報》，2005年12月16日，A40。
[5] 〈長今精神，港人動容〉，《東方日報》，2005年12月16日，A01
[6] 〈世貿騷亂〉，《明報》，2005年12月18日，A01-A05。
[7] 〈灣仔變戰場〉，《成報》，2005年12月18日，A01。
[8] 梁文道：〈人家快要被燒死了，我們還在看戲〉，《明報》，2005年11月30日，A10。
[9] 同上。
[10] 劉細良：〈群眾運動的邏輯－韓農肢體劇場〉，《明報》，2005年12月16日，A40。
[11] 同上。
[1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Y, Pantheon, 1977.
[13]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235頁，台北，聯經，2001。
[15] 許寶強：〈從國際歷史視野，理解世貿暴力〉，《明報》，12月23日，A31。
[16] 潘國靈：〈世貿會議讓港人開了眼界〉，《香港商報》，12月27日，B04。
[17] Pierre Bourdieu, ‘Belief and the Body’, The Body – A Read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iam Fraser and Monica Greco, p.89, London, Routledge, 2005.